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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月10日，美国国会多名议员分别致函OpenAI和Anthropic，要求两家公司就近期AI智能体在安全测试中突破隔离、进入外部系统的事件作出说明，并追问相关安全机制能否应对能力越来越强的前沿模型。就在几天前，美国总统特朗普还表示国会试图把人工智能（AI）产业“监管到关门”。这两条新闻恰好揭示了人工智能治理的一个核心矛盾：AI能力正在高速扩张，但谁有权决定它如何发展、在哪里使用、什么风险可以接受，答案却越来越模糊。

两年前，在慕尼黑安全论坛的一场AI讨论中，笔者听到一位欧洲学者提出一个当时颇为超前的问题：“AI公司越来越强大，但这些公司的负责人并不是由民选产生的，人们凭什么相信他们能够决定影响全人类未来的重要问题？”仅仅两年过去，这种担忧已迅速从假设变成现实。

今天，美国一些大型AI企业早已不只是技术产品的提供者。它们掌握着最先进模型、算力、人才和安全评估能力，也在事实上参与划定技术扩散的边界：什么样的模型可以公开，哪些能力需要限制，哪些机构可以优先获得前沿系统，什么样的使用场景被视为安全，越来越多关键判断首先由企业内部作出，然后才进入公共政策讨论。

更值得关注的是，美国一些企业正在更深地进入国家安全和国际政治领域。Anthropic创始人曾多次公开主张强化对华先进芯片出口管制，并倡导美国及其盟友保持前沿AI优势。今年6月，白宫发布国家安全领域人工智能总统备忘录，要求政府与产业保持“深入、主动的伙伴关系”，加快前沿模型进入国防和情报体系。OpenAI随后又发布美国前沿AI治理蓝图，对联邦监管框架和政府安全机构职能提出系统建议。这些企业从向政府“卖技术”，正进一步走向参与设计如何“管技术”。

这些美国企业参与公共政策讨论当然无可厚非。拥有最强技术能力的公司，理应为风险评估、标准制定和安全治理提供专业知识。问题在于，参与治理不能等同于主导治理。当一家私人公司既控制关键技术，又拥有定义风险的能力，还能影响出口管制、国家安全和国际规则时，商业权力就可能越过市场边界，进入公共权力领域。

这带来一个最基本的治理问题：谁授权它们作出这些决定，又由谁追究责任？政府拥有公共决策权，是因为其受到法律、制度和政治监督；国际组织的合法性来自成员共同授权和协商。相比之下，AI巨头拥有的全球影响力迅速扩大，却没有形成与之相匹配的跨国问责机制。相关AI企业董事会可以调整模型开放策略，安全团队可以划定能力红线，管理层可以提出国际政策主张，但世界其他国家和公众并没有稳定、有效的渠道参与这些决定。

技术越复杂，越需要企业、政府、学界和社会共同参与。企业可以提出规则建议，却不能成为最终裁判，不能垄断风险定义；可以参与国家和国际治理，却不能依靠技术优势获得事实上的超国家权力。对高能力模型建立更透明的评估机制、加强独立审计和外部监督、提高重大安全政策的公共可解释性，并推动更广泛的多边协调，应成为下一阶段全球AI治理的重要方向。

两年前，人们担心AI公司会不会变得过于强大；今天，当美国少数企业开始影响全球AI发展的规则、边界乃至价值取向时，国际社会有没有能力建立相应的制衡？AI的未来当然离不开最优秀的企业，但不能只由少数科技巨头决定。越是强大的技术，越需要与之匹配的公共规则。AI的未来，应当由更开放、包容和可问责的治理体系共同塑造。（作者是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）